43年后,新氧公益帮我找回了鼻子

摘要:在新氧科技董事长兼CEO金星看来,对于因黑医美等意外事故或先天畸形的人群而言,医美是他们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。“开启公益项目意味着帮助她们重启人生,这与新氧‘更美更健康’的理念一脉相承。”

纱布就要被揭开了。46岁的沈琳坐在病床上,摆弄起系着粉蝴蝶结的小镜子。那是医生送的礼物,用来庆祝她终于有了鼻子。她爱不释手,像彩排一样把它举上举下,以寻找最佳的观看角度。

沈琳已经40多年没照过镜子了。她怕见到自己的脸:没有鼻梁,没有鼻翼,两个鼻孔平摊在脸上,“像得了传染病”。和大部分先天或后天面部严重缺损的人一样,前半生里,她无法求学、求职、求偶,甚至无法直接站在阳光下。

因此,这一刻——一场高难度鼻再造手术最终效果的揭晓时刻,让她确信自己的命运将彻底改变。比如,她将告别一堆缝着假鼻子的厚口罩,告别歧视、侮辱,和漫漫求医路上遭遇的无数拒绝和骗局……

负责拆纱布的医生已经走到床边。她放下镜子,昂起头,屏住了呼吸。


三期手术后,主诊医生师俊莉为沈琳摘下纱布

缺失的人生

沈琳印象中的第一次就诊发生在31年前。

那是一个1毛钱就能买一根油条的年代。母亲借了400元,把她从老家贵州六盘水带到位于省会的贵阳医院,希望补上她3岁时因意外摔落失去的鼻子。可医生说她连鼻心都没有,植皮未必成活。母亲没资本冒险,只能原路返回。

沈琳的“痛苦”记忆由此开始。

有鼻子的同学欺负她,撕书、辱骂,拳脚相加。母亲早上梳好的辫子,放学回家时永远被扯成“鸡窝”,粘着痰和鼻涕。最过分的一次,一位男同学在她身上放了吸血蚂蟥。讲到这里,坐在医院会议厅的沈琳哭个不停。

“我又没招他,他这里放一个,这里放一个。”她边说边比划着当年蚂蟥在身上的位置,身上直发抖:“我拽不下来啊,我好痛苦啊。”

虽然最后老师帮忙取下了蚂蟥,并鼓励她多读书,她还是连小学一年级都没读完就放弃了。和老师都治不了的坏学生再一起读下去,家人怕她没命。

文化水平和相貌的双重限制,让沈琳在家中做了十几年不露面的隐形人。直到母亲抱憾去世,姐姐嫁人,弟弟私自卖掉房子,她才再度被逼着直面社会。

最难熬的几年,她睡桥洞、捡破烂,靠菜市场地上的烂菜叶裹腹。厚口罩是她唯一的必需品,哪怕热到捂出痱子,她也只敢摘下一秒擦汗。而仅仅一秒,就足以让周围怕“染病”的人远远弹开,外加骂上几句“丑八怪”。

被问及如何看待这些歧视言行,沈琳表示“习惯了”“很痛苦”。但她强调,无论是习惯还是痛苦,都不代表她接受这一切。

“我不甘心,我才20多岁,我不想死。”她眼睛突然开始放光。“社会会越来越发达,只要我活着,总有一天会问到好医院的。”

广州、四川、贵州,无论是能治唇腭裂的医院,还是能拉双眼皮的,她一个都不放过。然而在医美行业,比起把鼻子变长、变翘、变精细这些“锦上添花”的美容手术,沈琳的手术完全是“无中生有”,难度要远远高于前者。

更重要的是,即便造一个肉鼻子,丑到无法让患者摘下口罩,同样没有意义。医美修复重建科与美容外科关系紧密,让再造的鼻子与原有五官搭配,是对医生操作精细程度和审美水平的极高要求。从手术成功率来讲,又是另一道门槛。

就这样,四十多年里,沈琳的求医路一再碰壁。

站在被击垮的边缘,她多次尝试跳过这个环节与世界共处:她去相亲,对方是比她大几十岁的老头,被嫌弃的是她;她想领补助,对方说她有手有脚,不符合条件;她去找有手有脚就能干的洗盘子,老板怕她吓到客人,不予录用……

她跳不过去。

于是,她再次抓住一切机会发动亲友帮忙打听。“我不能这样过一辈子。”她一遍遍和他们重复:“哪的医院都行,(手术完)比现在强就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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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术前的沈琳

从求美者到受害者

她很快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。

去年年中,沈琳在侄女的陪伴下来到北京某家医院就诊。接诊的是一位圆脸“专家”,“看了我一眼后,就让助理带我去冲卡。”沈琳说:“20万,连个成功的案例都没给我看。” 

她想离开,对方却将她们直接拦下,“说给我们各种优惠,现场逼我们刷卡”。她以回家筹钱的借口脱身多天后,对方的催款电话仍响个不停。

在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前任主委郭树忠教授看来,沈琳遇到的应该就是行业内屡禁不止的“毒瘤”——黑医美。

这是一群违规行医的医美机构。它们有些是正规医院,却超范围冒大风险,做乳房再造等(美容行业级别最高的)四级手术;有些干脆连执照都没有,手术室的仪器和消毒规格无法达到审查标准,隐患无穷。

郭树忠见过最极端的情况,麻醉找的是江湖医生,手术直接在宾馆的床上做。“感染病菌风险相当大,但成本低啊。看似价格低,实则在坑骗消费者。”

和机构一样,黑医美的医生也普遍存在资质问题。行业风口的诱惑拉低了医生的专业度,手术台上,主刀专科医生没有,转行来的医生可能只经历了3-6个月的培训。

而且,他们还可能来自连外科都不沾边的心内科、超声科,甚至护士站。

再加上经常把病人打到呼吸麻痹的肉毒素,以及一系列小作坊产的医学材料,黑医美让求美者、专业医疗机构、专业医生乃至整个医美行业都成为了受害者。

医美互联网平台新氧科技的客服后台每天都会收到上百条求助信息。女孩们询问自己修复的可能性、求推荐医院,五花八门的遭遇震惊了不少工作人员,尤其是新氧科技企业事务高级副总裁刘金萍。

“在推动医美行业发展上,我们关注的是平台自身的严格管理,可平台外的消费者一直深受黑医美危害。”她说:“所以我们想,能不能成立一个公益项目,让平台上的头部专家帮她们修复呢?”

抱着这个想法,新氧成立公益调研小组,找到了中国医师协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会长江华教授。后者分享了一个惊人的数据:在他每年所做的手术中,重建修复手术的占比已达到3/5。

比数字更震撼的,是一张张本不该受损的美丽面容。

郭树忠曾接诊过很多BDD(幻想丑陋)人群。她们90%是女性,相貌出众,却认为自己相貌丑陋,要把医美项目从头顶做到脚心。对于这种心理障碍患者,业内的共识是拒绝其手术需求。可到了黑医美领域,她们则是“大客户”。

新氧公益救助项目在筹备阶段,曾兵分三路调研过很多黑医美受害者。“她们都很年轻,现在戴着口罩坐在对面并不突兀,可她们有人已经戴了两年三年口罩了。”刘金萍说,戴着口罩坐在对面的年轻人聊起这个话题,能清晰描绘当时的每个细节。“对她们的影响太大了,心里都记得。”

访谈后,新氧开始有了做一个公益项目的计划。与其做简单的公益捐款,不如在专业领域发挥自身优势,直击行业乱象。

“我们的态度很明确,要做针对黑医美受害者的救助,因为医美是创造美好的行为。”

5月29日,由新氧科技与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联合推出的、中国首个黑医美修复救助公益项目在北京启动。新氧将首期捐赠1000万元,为中国广大黑医美受害者或先天、意外事故导致面部畸形患者提供免费的医美修复救助。

沈琳就是项目的第一个获助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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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琳开心地观赏着自己的新鼻子

守护普通人的梦想

师俊莉医生记得,去年11月,沈琳是“哭着鼻子”走进诊室的。

作为综合鼻整形术专家,从业十余年里,师俊莉见过无数个沈琳。一个鼻孔的、三个鼻孔的,谨小慎微地活了几十年,依然被歧视划在正常人范围之外。

因此,回归普通对于他们的人生意义之重大,能让他们克服一切痛苦。

“我们发现,做再造手术的这些在心理上经历过很多磨难的人,对疼痛耐受力极强。”师俊莉说:“我有一个病人是个没有鼻子的男孩,术后我问他疼不疼?他说疼,但疼他都觉得正常,他说,疼意味着我慢慢就变好了。”

术后的沈琳的确在变好。她爱笑、爱聊天,性格越来越开朗。医院的病房里,师俊莉轻巧地拆下了她脸上因三期手术贴上的纱布。鼻梁不够高、有些顿感,却和整张脸极其适配的鼻子展现出来。沈琳对着镜子,又哭又笑。

“这回尽情照吧,再也不用怕了。”师俊莉对她说。她贴着镜子边看边点头,“好看”和“谢谢”两个词念个不停。

在新氧科技董事长兼CEO金星看来,对于因黑医美等意外事故或先天畸形的人群而言,医美是他们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。“开启公益项目意味着帮助她们重启人生,这与新氧‘更美更健康’的理念一脉相承。”

而沈琳的重启人生,正是公益项目最好的开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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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琳笑着感谢主刀医生

艾瑞咨询发布的《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(2020年)》显示,医疗事故多发于黑医美,黑医美平均每年致伤致残人数约为100000人。

刘金萍最近见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。她们比疫情中的人更依赖口罩,独自一人时也不肯摘下。一个女孩为手术中受损的鼻子“整宿整宿睡不着觉”,被医院确诊为狂躁症,她会不断跟身边人说自己的经历,每一次她的 “每一个吐字都显得异常吃力”。

沈琳也曾在就诊中见过黑医美受害者,她叫她们“漂亮姑娘”:“原来相比我这样的意外(受损),还有这么多因为医疗事故需要修复的年轻人。真希望她们也能像我一样摘掉口罩,一样变好。”

目前,全国已有包括郭树忠在内的100余位名专家参与公益救助。项目正在招募更多业内人士参与黑医美受害者面容修复,新氧将为手术提供资金支持。

从获得新鼻子的兴奋中冷静下来后,沈琳开始分享自己对新人生的规划:首先是找份工作,“这回会有人要我了”;然后是摘掉缝着假鼻子的厚口罩,自信地过好后半生。师俊莉建议她找个男朋友,她第一反应是拒绝,随即又分析起自己的条件,害羞地笑了起来。

她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微信名,从头再来。

“我的人生又重新开始了。”

(文中沈琳为化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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