疾病的“隐喻”

摘要:作为病友,雪莱曾如此劝诫济慈,“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”,19世纪末,西方一些文学评论家甚至把当时文学艺术的衰退,归结为结核病的逐渐消失。

疾病,是个古老的话题,它与人类的关系如此密切,以至于很多时候,疾病,不仅仅是疾病。或者说,病因清楚、容易治愈的常见病,还能算单纯的疾病;而那些原因不明、无法治愈的疾病,则不仅仅是疾病,它们有各种“隐喻”。

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,由于其神秘莫测,我们把各种疑难杂症视为“天罚”,即上天降罪人世间的工具。随着科学进步、医学昌明,“天罚”论慢慢失去市场,但附着其上的种种解读从未散去。

疾病的“隐喻”

在各国文化传统里,疾病,一直被当作死亡、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。尤其是疑难杂症,生病本身似乎就是“堕落”的证据。

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一书中,美国评论家同时也是癌症患者的苏珊·桑塔格曾总结道:

“任何一种病因不明、医治无效的重疾,都充斥着意义。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,人们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,如腐败、腐化、污染、反常、虚弱等,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。……人们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,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。”

在苏珊·桑塔格看来,那些神秘的疾病,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,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的事物。

如梅毒,被视为羞耻的、粗俗的疾病;结核病(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),被解读为一种偏执,要么是情感过于强烈,要么是意志力薄弱、自暴自弃;癌症,因其无中生有、畸形扩散等特征,成为自我压抑或无节制生活的代名词;而艾滋病,因其特殊的传播途径,被视为对放纵的惩罚。

疾病一旦被打上耻辱的印记,就会殃及患者本人。疾病附带的恶名会加剧患者的痛苦,有时,甚至成为主要的痛苦源。一如尼采所说:

“想一想疾病吧!——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,这样,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——我认为,这种痛苦很是厉害!它大得很呐!”

患病,通常可被理解为一种受难,但令人恐惧的不是受难,而是这种受难还让人丢脸。以艾滋病为例,就早期很多病例而言,患者恰好是某个“高危群体”的一员,这个群体又恰恰不被主流社会认可。于是,在大众眼里,通过某种性实践感染艾滋病,变成了一种咎由自取。

如果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患病,那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孤独地患病。同为恶疾,当某人被诊断为患癌症时,他的家人通常向他隐瞒结果;当被诊断为艾滋病时,患者本人通常向家人隐瞒结果。前者,因关心而逃避;后者,则因逃避而愈发孤独。

也有些疾病,一度存在被美化的倾向,比如结核病。

历史上,很多文艺名人都是结核病患者,如肖邦、契诃夫、卡夫卡、爱默生、梭罗、雪莱、济慈,以至于人们把结核病与文学创造力联系在一起,赋予结核病一种浪漫气质。

作为病友,雪莱曾如此劝诫济慈,“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”,19世纪末,西方一些文学评论家甚至把当时文学艺术的衰退,归结为结核病的逐渐消失。

事实上,无论丑化还是美化,都源于不把疾病当疾病,赋予其不该赋予的内涵。

我们为何会生病?

正确认识疾病,需要破除疾病的隐喻。要破除各种隐喻,首要是消除疾病的神秘感。

以癌症为例,因其多因属性——致癌物、基因、免疫力、情绪、心理等——被赋予最广泛的隐喻。一种常见的解读是,压抑是癌症源头,那些心理受挫的人、不能发泄自己的人,更容易患上癌症。反过来,癌症患者也容易被贴上自我压抑的标签,成为他们新的痛苦源。

真相或许是,就像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,我们还没找到导致细胞癌变的那个唯一致病源,才会有这么多“医学假说”,这些“医学假说”,又为各种疾病隐喻提供了发酵土壤和想象空间。

好在,虽然具体到单个疾病的病因,还需依赖科学和医学的进步;但整体而言,关于人类为何会得病,我们已慢慢有了更为理性的认知。

诠释疾病机理,不同视角有不同解读,在进化论者看来,至少四方面原因让人类不得不与疾病长期共存。

一是人类进化速度赶不上环境变化速度,不协调、不适应成为病因。比如说,当食物供给不再稀缺,人类在长期饥饿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味觉偏好和饮食本能,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深受肥胖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“文明病”之苦;当生活节奏变快、竞争压力变大,在石器时代只有遇到野兽时才会产生的焦虑情绪,变成家常便饭,情绪过载,成为各种心理问题的源泉。

在科技加持下,我们的生活环境日新月异,可我们的身体结构同几千年前并无二致,于是,新型疾病不断出现,心理问题更是层出不穷。

二是人体构造本质上就是进化妥协的产物,妥协意味着不完美。比如,大脑容量增加让我们更聪明,却以颞部肌肉缩小、脑部更易受伤为代价;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,却也让我们更容易腰酸背痛;我们的骨骼结构,需要在健壮与灵活性之间做平衡;我们的胃酸浓度,则要在杀菌消毒能力和胃溃疡发病率之间做选择;……

人体并不完美,妥协无处不在,一旦过载过量,总会产生问题。

三是自然选择只关心基因传承,不在乎个体死亡。在《自私的基因》的作者看来,一切动物(包括人类)都是基因自我复制的容器,

“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,它们创造了我们,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,而保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。我们称它们为基因,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”。

人类的基因通过生育完成代际传递,自然选择也只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。以生育期为界限,使幼儿致病的基因无法传续,使青年致病的基因只有少量后代,老年致病的基因则能永续传递下去。所以,生育期之后,各种有害基因陆续发挥作用。衰老,如期而至;病痛,如影随形。

说到底,自然选择只关心在生育期内完成基因传承,生物体自身是否长寿并不重要。

四是微生物入侵,“物竞天择”视角下的生存竞争。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”,人类虽已处于食物链的顶端,却仍是大自然生态链内的一环。在肉眼可见的宏观世界,我们已少遇威胁,可面对种类更为庞大的微生物世界,生存竞争才刚刚开始。

除非我们能消灭所有致病微生物(这是不可能的),否则就不可能根治各种因微生物入侵导致的疾病。

从文明进步看,人类的确很强大,可作为生物体,我们又真的很脆弱。

正确看待疾病

19世纪之前,医学很大程度上仍与巫术无异;进入20世纪后,现代医学突飞猛进,一度让我们产生了可以战胜一切疾病的幻觉:

X线、CT、超声等新技术,大大提高了疾病检查精准度;麻醉、抗生素、血库与输液的应用,助力外科手术步入黄金时代;基因测序技术更是让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生命的密码,甚至可以向衰老发起挑战。

但事实证明,新的进步总会产生新的问题,新的疑难杂症更是层出不穷:

结核病、天花的问题解决了,艾滋病、癌症成为新的难题;抗生素曾是对付致病微生物的金丹妙药,抗药性病菌很快成为新的难题;越来越多的生理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,越来越多的精神性疾病让人束手无策;……

其实,出现新的疑难杂症并不可怕,这本来就是无法避免的问题,真正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疑难杂症: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,总会映射到疾病之上,把一个个自然或物理问题,变成道德或精神问题。

疾病只是疾病,不存在任何启示,不应也不必附带任何隐喻。

美国医生特鲁多(1848-1915年)的墓碑上刻着一句铭言:“有时去治愈,常常去帮助,总是去安慰”。面对那些无法治愈的疾病,或许,这才是我们应持的态度。

参考资料:

1、[美]伦道夫·M.尼斯,[美]乔治·C.威廉斯,《第一推动丛书·生命系列:我们为什么会生病(新版)》,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8.

2、[英]理查德·道金斯,《自私的基因:40周年增订版》,中信出版社,2018.

3、[美]苏珊·桑塔格,《疾病的隐喻(2018年版)》,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8.

本文为 品途商业评论()投稿作者:苏宁金融研究院 的原创作品,责编:邢通。欢迎转载,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:。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品途商业评论观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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